印度神药为什么神

7 月初的这个周末,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未映先火,还未正式走入院线,就借着点映的东风引爆口碑,甚至将沉寂许久的主演徐峥几次三番推上了微博热搜榜。

徐峥发微博调侃,“《我不是药神》,素颜的带一包纸巾,化妆请带 100 抽。”

在豆瓣上,看过点映的观众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我不是药神》有哪些戳心泪点?”

中国电影市场的现实题材“饥渴症”,在过去的一年曾陆续引爆了《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起跑线》等多部印度电影的票房,接棒的就是这部国产的《我不是药神》。它最初的名字,叫做《印度药神》。

                                                          (《我不是药神》剧照)

徐峥饰演的程勇经营一家性保健品商店,靠贩卖“印度神油”为生。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从印度带回了白血病病人赖以维生的仿制药“格列宁”,从此走上了代购之路,一跃成为病友口中的“药神”。

故事与 2013 年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大杀四方的“艾滋病患者买药记”异曲同工,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电影中的程勇,初心只是为了赚点钱,解决生活的燃眉之急。在中国卖两万多一盒的救命药,印度的仿制药只要几百块,他关心的只是赚取差价。他确实不是药神。

但他的原型是一个更接近神的人物——陆勇。

“中国药神”

陆勇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

被诊断出白血病后,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配型做骨髓移植,在医生的建议下服药稳定病情。当时瑞士生产的格列卫刚刚开始在华销售,一盒卖 23500 元,全自费,可以吃一个月。

陆勇当时做外贸生意,收入尚可,但吃了近两年的格列卫,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配型,他检查费、治疗费、药费却花了大几十万。2004 年,他听说了印度有格列卫的仿制药,就托人买回来先试试看。

仿制药的效果出乎意料,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国各地的病友。跨国购药面临沟通、支付、物流等多种困难,病友们经常来找陆勇帮忙,一来二去,陆勇就承担起了“代购”的角色。

与一般的代购不同,陆勇替病友买药纯属帮忙,并不从中赚取利润。此前,就陆续有人因从印度代购仿制药,而被以“销售假药罪”处以刑罚。陆勇并未牟利,就构不成法律意义上的“销售”行为。

                                                                       (陆勇)

但代购还是让他遭受了牢狱之灾。为解决跨境汇款有次数限制的难题,陆勇花钱从网上购买了他人名下的信用卡和银行卡。2013 年 11 月,陆勇被警方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将他关进了看守所。2014 年的 7 月,他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

此后,上千名白血病病友为他写联名信,检方基于事实酌情考虑,他最终也被免于起诉,在看守所待了 117 天后回到了家。

7 月 3 日《我不是药神》的首映礼上,陆勇也出现了,他再次重申,“我从来没有卖过假药,我也没有借机赚一分钱。”

据媒体报道,他还在吃印度的仿制药。

救命的“假药”

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等方面完全相同,明明是癌症患者赖以维生、物美价廉的“救命药”,为何会被称为“假药”呢?

这里涉及到药品专利保护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进口必须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和注册,才能够在中国合法销售;而未经注册的,即以“假药”论处。

抗癌进口药往往涉及核心专利,专利保护再加上进口关税等层层加价,合法的“真药”卖到中国来,往往是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天价。

                                                     (印度人抗议药品专利)

那印度的仿制药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原因就在于印度政府实施的“药物强制许可制度”。简而言之,印度政府虽然在 WTO 的框架下承认西方专利,但却开了一个小口子:即在必要条件在,允许本国制药公司对尚未过期的专利药进行仿制。

印度政府这么做的依据,是专利法中通行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经专利权利人的许可,政府授权企业使用某项专利。按照印度法律,由于价格高昂无法满足公众需求时,当地制造商可以生产仿制药。对于存在同样情况的国家,也允许出口此类仿制药。

印度出口的大门打开了,但中国进口的大门紧闭着。

因为被仿制的专利药在中国受到专利保护,中国的医药公司都无法仿制,更遑论进口破坏专利的仿制药。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药公司具有生产仿制药能力者寥寥无几,中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的制药业,对进口的药品苛以高昂的关税,若是“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进入中国市场,自然会对本国的产业造成很大冲击。

中国也从未在药品上实施过强制许可制度。药品研发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工程,所以各国对药品专利进行了严格的保护,以激励新药的研发。如果专利得不到保护,那医药公司自然就不愿意对药品研发进行投资。

虽然长久以来在国际上饱受批评,但印度的医药产业发展,显然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起到了正面作用。

“世界药房”

印度政府一边堂而皇之地生产仿制药,一边还毫不客气地将世界医药巨头冷眼以对。因专利纠纷,诺华等医药巨头都曾与印度政府对簿公堂,但最终均以败诉告终。

印度自身也获益不菲,以可观的药品出口量被称为“世界药房”。

目前,全球 20% 的仿制药产自印度,印度的制药业每年以 10% 以上的速度增长,已经成为了印度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印度的药品出口到全球 200 多个国家,60% 的仿制药出口到了欧美发达国家。

随着 2020 年一批药品的专利到期,不少专业机构都预测,印度的仿制药产业的增长还将提速,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有望达到四分之一。

(格列卫的印度仿制药 VEENAT)

虽然在专利保护方面遭人诟病,但印度制药业在技术、成本、国际化人才方面的优势不可忽视,也让印度制药厂获得了大量外包生产合约。目前印度拥有美国 FDA 认证的药厂有 119 家,拥有英国药品管理局认证的药厂也有 80 多家。

2009 年新专利法生效后,印度制药业还开始与国际巨头合作,班加罗尔的 Biocon 就与辉瑞合作,生产抗糖尿病药物胰岛素模拟产品。Biocon 还并购了美国知识产权公司 Nobex Corporation,拿下了两项专利。

印度的仿制药行业也得到了联合国的肯定。

2012 年 9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长篇大论仿制药在公共健康领域的重要意义,并对印度等国家点赞。

此前,南非也因在治疗艾滋病药品上实施强制许可,被多家医药巨头告上法庭,最终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医药公司撤诉,“对生命的重视可以逾越对专利权的尊重”也得到认可,此后促成了 WTO 等一系列国际规则的调整。

但在专利保护趋严的大背景下,印度的仿制药仍然面临着质量、成本等多方面的挑战。

复星是“救星”吗?

陆勇之前代购的格列卫,已于 2017 年列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在 80% 左右,但价格仍然在 4000 块左右,与印度仿制药两百多相比还是天壤之别。

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致力于医药改革,通过药价谈判来降低进口药的价格。诺华公司也为中国的患者提供了类似“买 3 赠 9”的援助。2018 年,国务院公布,自 5 月起抗癌药物的关税将降为零,有望进一步降低抗癌药价格。

但在改变真正发生之前,抗癌药是成百上千万癌症患者的日常所需。仅像陆勇一样依靠格列卫生存的慢粒白血病患者,中国就有近十万。

陆勇之外,在印度代购抗癌药的人还有很多。这其中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印度人。2018 年初,就有媒体报道曾在中国学医的印度留学生 Dheeraj,回国后与中国医生联合为患者代购药品的故事。他们通过微信联系患者,Dheeraj 的微信里有 2000 多名患者。

除了像 Dheeraj 这样的个体户,中印两国制药产业的合作中还有巨头的身影。

(复星收购 Gland Pharma)

2016 年复星以 12.6 亿美元收购印度仿制药巨头 Gland Pharma 时,就曾掀起讨论:复星能不能把印度药卖到中国来?

Gland 是印度第一家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注射剂药品生产制造企业,为全球各大型制药公司提供注射剂仿制药品的生产制造服务等。复星称,将借助 Gland Pharma 自身的研发能力及印度市场特有的仿制药政策优势,嫁接复星已有的创新研发能力及产品线,积极开拓印度及其他市场的业务。

显而易见,复星收购 Gland Pharma,首先看重的还是借力打开国际市场的机会。但随着中印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大合作,复星转向国内市场也不无可能。

复星在国内市场拥有的专利,也可以在 Gland Pharma 的大车间进行生产,再卖到中国来也顺理成章。

中国取消抗癌药关税,也势必会为中印药企间的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这也许能真的为中国患者带来曙光。